民生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15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七大，让人对此充满了很多期待。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所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个讲话让无数人对民生问题的政治进程提高了预期，也让人看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进展方向。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展迅速。自2003年至2006年，国民经济连续4年实现10%或以上的增长，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1万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人均国民收入从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从经济总量的角度讲，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敢小觑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庞大基数，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自得。尤其是当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进行到现在，诸多问题的累积效应日渐显现在经济与社会的运作过程中。这种累积效应体现在民生问题上，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迅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之间存在部分落差。

　　这种落差表现在社会分配上，是贫富之间的差距。根据亚洲开发银行8月8日发布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0.4以上的国际警戒水平。正因如此，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义重大。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社会群体的基本收益，从而决定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并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分配制度的改革意味着要改进整个社会分享经济发展的规则。这不只是在利益分配上哪个社会群体能够分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来分配。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分层的速度，不仅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致，也部分是分配制度的客观结果。

　　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落差表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教育、医疗、住房这三个方面给大多数家庭带来了很大压力。到今年6月末，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16.95万亿元，比2002年底多出8万多亿元。这显然是个让人宽慰的数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教育、医疗、住房这三项费用的支出占据着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才使得民众不得不加大储蓄力度，以应对未来的家庭开支。实事求是地讲，国家包揽一切的旧模式当然需要改革，因为那样的做法不可能持久，可是，国家也不能将包袱卸的过快过多，市场化模式不是在任何领域都适用，有些方面还是需要国家有大的担当，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的时候，国家财政需要有所倾斜。家庭与个人的轻装前进，带来的将是国家经济更大进展的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集中在城市居民身上，但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是大势所趋，双轨制的运行模式需要有实质性的改革。公民权利的平等要求，国民待遇的一视同仁，都不允许再将身份与权利、身份与保障勾连在一起。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都应该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国家福利。即使是在户籍制度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之前，这样的意识也应该体现在各种政策之中。近年来弱势群体的扩大化，客观上要求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建设提速。况且，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已经提供了相当条件，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也要求我们必须如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要“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国强”终要“民富”，“国泰”终要“民安”。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向，是民众的共同富裕和安居乐业。经济发展转化为民众的福利增长，才能实现全民共享发展红利。正如胡锦涛指出的要“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经济速度提升带来的数字增长，最终需要与改善个人的生活品质相关，观照个人福祉是我们所有努力的终极目标与价值。和谐社会理念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民生问题的彻底改善。这一点，在已经传递的各种信息面前，尤其是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和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6·25重要讲话面前，在即将进行的十七大面前，我们都可以有理由保持较为乐观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