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人民大学走出，负笈求学，归国进入金融界，千点论一语成谶，再到中欧课堂……自诩“随机行走”的许小年，二十年来一直游走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话语圈。回首三十年改革，反思高速增长，冷观股市热潮，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理念？本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许小年教授，追溯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

　　现代性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化

　　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即使就经济而言，一些问题、一些经济中的长期失衡也源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能不能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经营报》：听说你最近在关注社会转型问题，能谈谈吗？

　　许小年：前阵子《大国崛起》很热门，最近我在读《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个是modernization，也就是现代化，另一个是modernity，也就是现代性，这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过去我们一直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等同现代化，也就是等同于物质上、经济上、技术上、商业上的进步。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现代化的一切努力也就没有超出当年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范畴。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即使就经济而言，一些问题、一些经济中的长期失衡也源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能不能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谈到中国的转型存在把现代性简单等同于现代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应该在后发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吧？

　　许小年：是的，我在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举德国和日本的例子。19世纪初，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全军溃败，输给了拿破仑，从一个欧洲强国沦为三流国家。这场战争对于普鲁士的意义类似我们当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普鲁士全国上下大受刺激，开始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大力推进工业化，这也类似我们的“百日维新”。普鲁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德意志道路”的特点是经济加科技，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很快，而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则落在后面。

　　德国传统上一直是君主专制，一次大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非常软弱，而且也很短暂，德国出现俾斯麦甚至希特勒，并非偶然现象，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和社会原因。一战之后，德国不服气，抱着“WE WILL COME BACK”的心态， 要卷土重来，但二战之后就不一样了，德国开始反省现代化问题，反省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政府与民间的心态也与一战之后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耶拿战败引发的改革是德国现代化的开端，二战之败可以说是德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开端。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墓前的下跪，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告别传统，对于至今仍不愿检讨的个别亚洲国家来说，这样真诚的忏悔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

　　《中国经营报》：刚才谈了不少关于现代转型国家的案例，那么你具体如何定义现代性呢？

　　许小年：现代性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有三个组成部分：现代的社会意识、市场经济、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意识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三部分中最核心的是现代的观念，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观念。德国与日本当年的现代化不仅缺少这样的价值观念，而且为了富国强兵会压制个人发展的需求。既然个人的权利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现代性自然要求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基础，而不是德国、日本历史上那样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赶超型国家”会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是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和思想体系。德国启蒙运动接近法国，但和英国不同，俾斯麦、拿破仑式的集权可以在大陆欧洲赢得赞誉，却不可能出现在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强调“公意”（General Will），英国人讲“公利”（General Interest），而公利不过是所有个人的利益之和。“赶超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将公民权利置于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地位，公民权利服从于国家利益，而在英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公民权利至上，国家的功能是提升公民利益，也就是我们讲的“为人民服务”。

　　投资拉动的经济存在增长极限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提到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经济的萧条与复兴也是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话题。

　　许小年：日本二战之中损失惨重，城市被炸得几乎一片废墟，希望尽快恢复经济，走了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看来可能走不通，因为任何系统都要求内部的一致性，移植来的外来制度往往会引起内在的排斥，两者未必能够协调，最后可能不伦不类。日本经济曾经有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大约30%多。但是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注定不能长久，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投资率下降，日本经济增长跟着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又陷入了长达15年的经济萧条。

　　《中国经营报》：那么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根源在哪儿呢？

　　许小年：中国经济和亚洲各国其他经济一样，模式还是来自日本，也就是大部分经济增长靠投资推动。在亚洲区中可能我国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台湾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经济模式，所以投资率并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日本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源于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企业、金融三位一体，所谓“日本株式会社”。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通过金融管制压低资金成本，银行给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企业盲目扩张。只要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主导作用，就一定会追求增长速度最大化。增长靠什么拉动？消费取决于家庭收入，出口取决于国外需求，最便捷的就是刺激投资。

　　《中国经营报》：和日本的情况有些类似，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令人忧虑，你如何看待呢？

　　许小年：只要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就一定会追求增长速度最大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中国经济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上。

　　去年中国投资增长速度是28%，GDP增长大概是12%，投资增速是GDP增速的2倍还多。投资增长超过GDP，结果是投资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去年已高达45%，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法持续，因为投资率不可能无限提高。国际上现在谈中国奇迹，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也见过日本奇迹，韩国奇迹等等，都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低通胀，但如果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失衡不能及时解决的话，很有可能积累起来一起爆发。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出口与国内需求的失衡，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等都是问题。目前我们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七八倍，GDP为日本的1/3，如果经济总量赶上日本，需要多少能源？出路不是继续投资拉动，而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向能源消耗低的服务业。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到现在成效不大，一些领域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甚至越调越高，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许小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中国经济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美国的投资占GDP比率是15%,而且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它的经济增长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投资。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行，到了理论极限值100%之后怎么办？投资率100%就是一年创造的价值全部用于投资，不吃不喝不消费。实际上不到100%时就可能出问题，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最高没有超过40%，我们已到45%。如果不及时转变增长模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不是没有可能。

　　顺带提一下，有一种观点认为，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偶然的，祸首是索罗斯，这一观点低估了增长模式对经济的长远影响。日本的经济就没有任何热钱冲击，但是也发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危机的根源是长期积累的经济失衡和效率低下。

　　《中国经营报》：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风险在哪儿，我们又应该如何改进？

　　许小年：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在于投资会不断产生新的生产能力，供应能力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日本、德国那时候的崛起也是靠投资，国内市场的消费跟不上，就发动战争进行海外扩张。现在不能打仗，只能依赖国际贸易，于是和欧盟以及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如果不是投资驱动，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既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又降低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服务业才是真正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而要发展服务业，就必须解除对金融、电信、航空、水运这些服务行业的管制，政府退出，给民营资本平等的进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