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改革

　　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杨岗村村民司德利抛下家中的四亩地，加入滚滚民工潮，前往上海打工。

　　十年之后的2004年最后的一天，他拎着两瓶白酒，推开了杨岗村书记杨俊贵的家门，他说，他要承包200亩地。

　　在近一两年来的报纸上，偶尔会看到类似的新闻。

　　监利县也因为李昌平的信，而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的几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汴河镇就发生100多起土地纠纷，不少外出农民回来索要自己的田地。

　　相对于庞大的民工队伍，回流者只是极少数，但这足以反映中央三农政策给农村带来了改变。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安徽省等8个省市开始费改税工作试点。2001年，费改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但是，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几年后的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了。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从2004年以来，中央还连续3年发布了3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并于2006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

　　这一时期被称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原本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李昌平，没有赶上这个时期的到来。但从2000年9月辞官以来，他一直保持着对“三农政策”的持续关注。

　　2001年10月到2003年10月，李昌平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这使其有机会将理论和十几年农村工作经验相结合，梳理出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2003年10月以来，他先后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和中国区顾问，这个扶贫组织又使他有了更多实地调研中国农村的机会。这些年，他还多次与国外组织进行交流，赴台湾考察等等。这些机会都丰富了他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农’政策上，研究各国、各地区的农村政策及其效果。”李昌平说。

　　2004年，他又完成了一本专著《我向百姓说实话》，着重对现实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政策进行了反思。

　　从雄心到忏悔

　　最近，李昌平正在写一篇文章，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梳理。“新农村建设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对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检讨，就不能找到新农村建设的办法。”李昌平说。

　　改革开放至今，中央共发布了8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其中5个是1982年到1986年间发布的。当时中央政府对“三农”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那还是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中国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1985年，年仅23岁的李昌平就任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之后，他先后任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那时候，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民收益一是靠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增收，二是靠非农业收入，包括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李昌平说。

　　1984年到1988年，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阶段。198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这是邓小平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那时候，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蓬勃发展？因为那个时期的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李昌平对中国近六十年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研究后认为，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

　　1985年，李昌平执政下的周河乡，几乎村村有渔场，每村每年从每个渔场提留一二十万元。乡里有农工商总公司，下面有八九个企业，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桐油、油漆、渔网等)的生产，以及服装生产等等，乡镇企业的年上缴提留达几十万元。

　　“现在的很多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医院、学校、政府大礼堂等都是那时建起来的。”李昌平说，“但那时候，周河乡政府只有八九个干部。”“正因为农村越来越富裕了，乡镇政府提留多了，才有了1988年的财政包干和1994年的分税制体制改革，从此，农村的发展才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李昌平说。

　　李昌平认为，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使得“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税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事务逐步下放给基层政府。

　　土地制度也在此时发生了变化。198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

　　“从此，农民要办企业，必须到城里的工业区去，农民使用土地办企业，要经过‘国家审批’，先将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高价买回来。这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的权利，限制了乡镇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李昌平说。

　　从1989年起，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减少了税收、信贷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应主要靠农民集资筹措”，“进一步提倡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料加工”。乡镇集体企业、村办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变得十分困难了。

　　正当此时，国家给予沿海地区很多外企“超国民待遇”，这使得内地乡镇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在人事方面，开始了相对的集权。1988年以后，乡镇部门开始增多了，工商、税务、渔业、林业站等等建立起来，每个部门都靠创收存在。1990年，棋盘乡吃财政的干部不过120人，到2000年，超过340人。

　　“安排进来的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等等，都要工资，我们只能找农民要，所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李昌平说。再加上农村教育、医疗、生产资料等成本的增加，农民负担很重。

　　从1993年到2000年，李昌平在他任职的周沟乡、柘木乡和棋盘乡，都施行改革，如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的、治理乱收费等等。李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一旦他被调离，立即又恢复到原样。

　　“刚到乡镇工作的时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时候，我是有抱负的。”李昌平说，“可是到了90年代，年纪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经验增加了，但是事情却办不好了。到处得罪人，只有欺侮农民。”

　　“回首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下地狱”，“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晚了，上苍不原谅我。”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前言中写道。

　　“我已不适应以前的生活”

　　总结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政策时，李昌平认为，那时的政策是“放活”，给农民充分的自主经营空间。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很大，中央上收了很多‘事权’，如教育、医疗、乡镇干部的工资、农村养老等等。”李昌平在赞赏中央农村政策的同时，仍然发出了另类的声音。

　　但李昌平认为，“放活”得还不够，“尤其是对农民组织的放活不够。当前农村改革的最紧迫任务是放活农民组织”。

　　“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依靠农民组织起来追求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农业机械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收益。”李昌平说。

　　小岗村重走集体路的冲动，兰考农民合作化尝试等等，都是对李昌平呼声的最好呼应。

　　近年来，李昌平除了著书立说，为农民呐喊外，就是到大学和各地的党校演讲。

　　“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总要有人站出来为农民说话，使他们获得应该得到的权利。”李昌平说。

　　几年来，他从一个乡镇干部到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成功转变，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肯定，但他“还是与农民、基层干部在一起时最快乐，仍然不适应学术圈子”。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2001年，他在蓝田时的工资是4000元，相当于他在乡镇工作时大半年的收入，而现在的收入“比蓝田更好”，“养活一家人没问题”。

　　离开农村已经几年了，他毫不隐瞒地说，对农民的感情也淡化了。而这正是他珍惜“乐施会”工作的原因。“有机会再次接触到那些人、那些事，还原原来的生活，这样才能从农民权益的角度，从‘三农’自身的规律出发，对政策和书本的理论，提出质疑。”李昌平说，“做农村问题研究，是不能离开农村的。”但是，李昌平也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能适应以前的生活了。”李昌平认为，他之前的遭遇是体制矛盾在他个人身上的反映，上级政府要求多收，“而我想少收，多留给老百姓。所以，领导不喜欢我”。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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