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二十五年后再论中国

　　这几年来，笔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至少两种最时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到了中国，都被其最狂热的迷信者用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市场已经是超级自由了。

　　我说的是两种经济学：第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大陆，这一理论因为张五常教授的人格魅力而获得一批拥趸。第二种经济学的代表性论证就是弗里德曼的两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两种经济学的核心政策意见倒是大体相同的，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工会垄断、反对政府管制。

　　用大师们的批评性话语来比照中国的现实，张五常教授及一班自由市场的信徒们异常兴奋：这里没有系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福利体系，政府对私人企业也是放任不管，至于民主，当然更付之阙如。

　　于是，张五常教授对萝丝?弗里德曼汇报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然后，在其七十生日会上，更自信地断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这话算是为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的“盛世论”作了一个最精彩的注脚。由此，我也联想到了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先生当年围绕中国渐进转轨模式与苏联东欧休克疗法之得失利弊而展开的争论，林教授当时就已相信，中国模式已是转轨的最优模式，并且似乎依据这种经验搞出一套中国经济学体系了。

　　我还联想到李稻葵教授在考察印度之后得出的高论：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但是在经济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她的民主并没有带来自由，它的法制也不应神化。在这个议论背后，同样包含着中国当下的制度对企业更自由、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比较好、甚至更好这样的判断。

　　于是，信奉自由市场，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经济学人，不经意间，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成了同路人。确实，他们是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他们痛恨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他们确实在为民族主义提供情绪发酵剂。民族主义者只是肤浅地看到了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增强，这些经济学人却在旁边提醒他们，其实，我们的强大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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