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陷阱

　　当然，网友加西亚也补充说，假如在此之外再加上一点点法治、加上一点点宪政，那中国的制度就完美得无以复加了——这是我读过的本年度最为黑色幽默的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也漏出了自命的制度经济学家严重的跛脚。

　　198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市场知识界的共识是：优良的制度，比如法治之下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有限政府框架下的政府较少管制，如此等等，可以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而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则把这个结论颠倒过来，较快增长必然意味着该经济体有一套优良的制度。如此颠倒之后，还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计划经济在其建立之初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计划经济显然不是优良的体制，至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有如是共识。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是否十分完美，十分自由，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缜密的分析。

　　但是，这群经济学人没有这样做。张五常教授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研究制度的，那些宣称中国企业已经享有比美国更多自由的经济学人们也自称十分重视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去仔细地分析制度本身。相反，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被耀眼的增长绩效所吸引。过去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强劲，既超过俄罗斯、东欧，也超过印度，更超过日本、美国，几乎是天下无敌。他们根据上面那个被不假思索颠倒过来的命题，作出结论：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天下第一，那么，中国当下的制度就是最优秀的。

　　当然，有些好学的经济学人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新制度的思路让他们误入歧途。说来也许有点奇怪，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历史研究色彩。诺斯反覆地研究英国、欧洲、美国的自由市场起源问题，甚至科斯也更像历史学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对普通法法官解决产权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从而阐述了隐含在普通法中的法律准则。总之，新制度学派试图解释过去的成功者为什么会获得成功。

　　这种历史主义的经验分析方法内在地隐含着一个危险的陷阱。历史是高度复杂的，在某一时间上必然存在着多个现象，人们注意到在此后一个时间点上有了另一个现象，即学者所要分析的演进结果。那么，回头来看，上一时间点上的每个现象、尤其是那些最显著的现象，都有助于后面那个结果之形成吗？有一位演化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特纳就将资本主义在英格兰的兴起归功于重商主义，因为，很显然，在那个时代，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重商主义，于是，重商主义就成了自由市场的催生婆。

　　我们那群经济学人中之好学者似乎也是依据类似的逻辑进行推论的。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他们看到的显著现象是，威权主义对民主的排斥，福利体系的瓦解，劳工权利的匮乏，以及大多数私人企业家被放任不管，有些跨国公司或权贵企业甚至享有特权。他们在印度则看到了强大的工会、讨价还价的民主，在美国看到了福利制度和工会，而他们的经济表现均不如中国。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民主尚在完善、福利制度尚在改革、没有权利、没有任何监管，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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