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主义综合症

　　更进一步，他们断言，经济增长奇迹就证明了这是一套最好的制度。

　　此时，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这套体制是一套优良的增长体制，而是说它是一种优良的宪制，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他们也许只是无意识地把增长体制转换成了宪制，因为他们是经济学家。理发师的眼里只有头发，经济学家的眼里当然只有经济增长绩效，其他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评价宪制良瓠的惟一标准就是增长绩效。

　　这种物质主义在经济学知识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经济学之诞生，就是自然秩序物质化的产物。近代哲学颠覆了古典以迄中世纪的世界，至少从霍布斯起，人就从一种趋向于某个外在永恒目的——自然或者上帝——的存在，化约为一种激情、欲望的载体。休谟、斯密道德哲学的预设就是：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动物。斯密的经济学反覆论证，个人自利的动机完全可以利他。斯密把这种真理变成了应然：社会应当允许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是文明的，政治道德制度也应当服务于这一目标。一个好社会就是一个工商文明社会，就是一个人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而这种利益，至少从培根那里开始，就已经完全是满足肉体欲望的物质性利益。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也是物质主义精神的产物，并强化了国家的物质面相。古典及中世纪的国家尽管也汲取财政收入，但国家哲学反覆强调，君主或共和国的正当责任是供应与分配正义。现代民族国家则颠覆了这种国家哲学，处于丛林状态的个人关注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产与生命，处于国家间丛林状态中的民族国家最关注的是国家的生存，因而，国家的物质力量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经济”成为一个需要大臣、学者讨论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国家积极投入到财富的创造中，介入贸易、工业，重商主义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不是偶然的。

　　诞生于这种精神气氛中，经济学家自一出现就关注着物质，GDP被发明出来，整个世界也已经习惯于用物质性的经济增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表现。在缺乏超验精神背景、尤其是缺乏建制化教会之教化的东亚国家，物质主义倾向尤其明显，这也是形成发展型国家的精神基础：国民同意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此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威权统治。

　　正是经济学传统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让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本能地排斥法治、民主、工会结社、劳工维权等事务在一个健全的、正常的社会秩序中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事务毫无意义，甚至是应当予以反对的东西，假如它们妨碍了经济增长。

　　于是，在这些经济学人眼里，增长体制自然地就是自由体制。主流经济学人在过去一两年的改革反思中反覆告诉公众就是这么一种看法：现有体制既然已经实现了增长，那么，任何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批评这个体制，尤其是批评能够导致增长——不管因此而让某些民众付出了多大权利与利益上的代价——的那部分机制。他们最初可能只是相信，增长体制可以导向自由体制，为自由体制之发育创造某种条件。不过，通过长期的自我暗示，他们的信念似乎已变成：增长体制=自由体制。任何对于这种增长体制的批评，都被他们视为对改革的否定。他们甚至比官方的改革视野更为狭隘，在他们眼里，经济改革就是改革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应进行任何改革，因为，比如说，推进政治民主、增进劳工权利，很可能妨碍他们所中意的增长体制。政府惟一的缺点是，仍在不明智地用垄断、管制妨碍增长。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个审慎的问题，而与更大范围内的体制问题无关。因此，在若干知名的经济学家那里，反垄断、反管制就成为他们所理解的改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法治、宪政这些根本性制度，反倒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添附性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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