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如何评价经济学者这个良莠不齐的群体，被利益集团收买应该不新鲜的。

　　张维迎：现实中，肯定是有人被收买了。而且这些被收买的人，善于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他们实际上是想控制舆论。茅于轼有句话，人民群众往往不了解谁是真正为他们说话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众这么容易被蛊惑。有位学者说，浑水摸鱼什么时代都有，但没有什么比一个经济学冒牌货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朋友而获得胜利更加容易了。

　　人物周刊：你一直主张学者做学问要独立，要超越自己的出身和阶层，独立地发表意见。你自己做到了多少？

　　张维迎：我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我在体改委工作时，我仍然是从独立的学者角度去思考，我提出的政策，政府你爱听不听，不爱听就别听。学者观点的变化，应该源于本身思想的进步，而不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那是机会主义分子。

　　我强调学者的独立。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能只想我们村怎么致富，不能说我在北大，我就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我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多数人印象里的张维迎，是不断挑战公众情绪，无视民间疾苦、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家，是否打算修正？如何修正？如何看待媒体眼里的自己？

　　张维迎：与其说这是大多数人印象里的张维迎，不如说这是部分媒体印象里的张维迎。我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骂企业家，谁就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谁说一些支持企业家的话，谁就一定拿了人家的好处。这是荒唐的逻辑。

　　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应该不是少数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

　　媒体在这个社会应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了，这是大好之事，但是媒体也应该越来越有理念、价值观和信仰。如果通过有意误导，恶意攻击，博取廉价、非理性的喝彩，我不知道媒体人的信念在哪里。自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选择推进社会进程，还是破坏社会，不要把所有的错都归给别人。媒体本身浮躁、造假、哗众取宠，你怎么让这个社会不造假、不哗众取宠呢？当媒体说自己为民做主时，他们多大程度上花费心思去调查考证真实的民意，真实的现实呢？

　　人物周刊：你的观点常引起争议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我的老师、同事，甚至单位领导都经常提醒我，说你政治上还不成熟。所谓政治上成熟，就是说话要圆润，句句都对，但什么都没说，谁也挑不出你的毛病来。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

　　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我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我只能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者里，我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这个东西我不想多谈。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的。

　　我的自我说服就是有足够的耐性

　　人物周刊：是否委屈？如何自我说服，消除委屈？

　　张维迎：你想做严肃研究，说真话，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我个人是无所谓的。我的担心是，如果真正科学、严谨的声音，因为被谩骂，得不到充分自由的表达，社会被非理性的情绪所左右，对大众的长远利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的自我说服，就是我有足够的耐性。不喜欢眼前的谩骂，但也不喜欢随意的喝彩。

　　学者和商人有何不同？商人研究你的偏好，你喜欢什么颜色，他就生产什么颜色。学者是认为什么颜色好，就说什么颜色好，虽然你可能不喜欢，骂我，我也想说服你。学者和商人、政治工作者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你的一个同事对你的评价，典型陕西人性格，耿直、缺心眼、甚至有点二百五。

　　张维迎：我并不把二百五当作一个贬义词。二百五是很透明的，并不隐藏什么。我认为自己是个比较透明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讲。很多人在怎么想和怎么说之间有个长长的过渡，这一个过渡可能要三个月，你听他说话，还要猜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场合说什么，那个场合说什么，想这些花花肠子，没什么意思。

　　人物周刊：你如何认识自己这个靶子的意义？是否不仅是你和媒体之间的误解，而且是一类学人和传统文化、教科书之间的矛盾？你的自我激励机制？

　　张维迎：如果你骂我道德败坏、勾结富人、无视民间疾苦，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张维迎，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你可以问问我身边的人。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了，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我不相信能被谁买动。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可以仔细讨论，而不是随意谩骂、断章取义。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只是有人反思早一点，有人反思迟一点罢了。

　　我们教科书里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需要重新梳理的，而这些概念的混淆、知识的约束，也是改革的阻力之一。举例说，一讲到雇主和雇员，就想到剥削，一讲到买方和卖方，就想到利益冲突，实际上他们利益的共生要远远大于利益的冲突。

　　我的自我激励，现在40多岁，希望到60岁、90岁时，我之前写下的一字一句，还能经得起时间考验。